两院院士北大教授王选病逝
新华网快讯：记者从北京
新闻资料：“两院院士”王选
王选出生于１９３７年，是江苏无锡人。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１９９２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 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５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５年两度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他本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多次获全国及北京市劳模、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称号，１９８７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昇奖及森泽信夫奖，１９９５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２００１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选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
资料：“当代毕升”--王选
2002年2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在京隆重召开国家奖励大会，江泽民主席将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了王选、黄昆两位院士。这是继去年2月，江泽民主席为吴文俊、袁隆平两位院士颁发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的又一次颁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并报请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并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王选院士作为具有卓越成就的科学家，长期致力于文字、图形和图像的计算机处理研究，应用自己的发明成果开发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并形成产业，取代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推动了我国报业和出版业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继全国奖励大会后，3月18日北京
“领跑人”原本是个“局外人”
1974年8月，国家计委确立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研究项目，并命名为“748工程”。这是一个大型科研项目，下设3个子项目，分别是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此时，承担汉字精密照排项目研究的有5个单位，其中没有北京大学，当然研究人员中也没有北大的王选。
汉字精密照排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目标，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呢?5个研究单位各有各的看法，有的选择二代机，有的选择三代机。1975年盛夏的一天，38岁，病休在家的王选无疑是个"局外人"，无意中从妻子嘴里听到了"748工程"这个字眼，听到了这个工程中包括的“汉字精密照排”项目，一下子就认定了“我就要搞这个”。由此，他开始走上了创造辉煌人生的道路。
王选广泛研究分析了激光照排在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大胆提出跳过目前正在攻关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为了科研，经1975至1993年的18年苦熬，全身心地投入了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出版系统的研制。
汉字的常用字在3000字以上，印刷用字体、字号又多，每种字体起码需要7000多字，这样印刷用汉字头数高达100万以上，汉字点阵对应的总储量将达200亿位!然而，当时科研条件十分简陋：国产计算机内存是磁心存储器，最大容量为64KB；没有硬盘，只有一个512KB的磁鼓和一条磁带。要想实现庞大的汉字字形信息的存储和输出，在许多人看来真是天方夜谭!王选想到了信息压缩。想出了用数学方法计算汉字轮廓曲率的“高招”。经过8个月呕心沥血的奋斗，他就像一位魔术师那样，让庞大的汉字字模减少到1/500，扫清了研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最大障碍。不久，他又发明了汉字字形信息高速还原技术、不失真的文字变倍技术。
历经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艰辛研发，他的成果终于在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大家围在样机旁，紧张地注视着它的动作，机房里只有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转眼之间，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八开报纸的一张胶片，王选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接下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各种精美的字形、字体、花边、图案美不胜收。1980年，支持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包括具有编辑、校对功能的软件也先后研制成功，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伍豪之剑》；1981年7月，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通过国家部级鉴定；1985年，这项发明被列为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出版了世界上第一张完全采用计算机屏幕组版、整版激光输出的中文报纸，率先甩开了古老、落后的铅字作业；同年10月，王选教授荣获中国首届毕升奖和森泽信夫印刷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王选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变革。他攻下了汉字激光照排的世界性难题，将IBM等国际大公司赶出了这个竞赛跑道。
独辟蹊径：无人区里出成果
1988年，北大新技术公司(方正集团前身)正式成立，参与王选发明的激光汉字照排系统的开发与生产，为实现王选"顶天立地"的思想提供了最好的施展空间。如今，王选成为站立在知识经济大潮潮头的一面旗帜，方正集团成了高科技的代名词--曾雄心勃勃来华研制、销售照排系统的欧美和日本著名厂商，面对"无可挑剔"的北大激光照排系统软件而悄悄地撤出了中国市场；王选和他的团队陆续推出了远程传版技术、彩色桌面出版系统、采编流程管理的电脑一体化解决方案等等。为此，中国印刷业彻底告别了“铅与火”，方正集团创造出一个产值500亿元的新兴的印刷产业，跻身于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行列。毕升的后代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列祖列宗!
如今，方正的新技术产品从出版到通用软件、多媒体和硬件制造，从政府、银行的办公自动化到市场、邮电管理，从报业到动画制作、电视台流程管理，从指纹识别到精细化工，可谓灿若群星。
背 景 链 接
王选，江苏无锡人，著名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当代中国印刷业革命的先行者，被称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1937年2月出生于上海
王选：我们赶上了科技发展的春天
王选，江苏无锡人，1937年2月生于上海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科技人员和教师，1954年抱着科技报国的志向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6年，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选择了计算数学作为专业方向。1966年时我还不到30岁，正处在科学创造的高峰期，“文革”灾难降临了，我无权参加尖端科研项目，身体又很差，但出于对科学技术的执着，仍坚持研究工作。1975年我听说国家有一个汉字信息处理系统项目——“七四八工程”。当时我在病休中，但党和国家作出这项发展高技术的决策，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激励。经研究和试验，我提出了一条发展汉字照排系统的新的技术途径：跳过当时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并用轮廓加参数描述汉字字形的方法，解决汉字字数多、因而字形信息量很大的难题。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好似一股春风，送来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当时北京大学从事激光照排项目的主要技术骨干大多是三十多岁到四十岁出头的中年教师，在科学大会春风和党的一系列政策的感召下，大家锲而不舍地投入科研攻关，立志要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
“七四八工程”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怀。1974年8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立项，因此得名。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北大关于“七四八工程”的一份报告中亲笔批示要求予以支持。同一年，当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负责人的江泽民同志在一封长达三页的亲笔信中，指示有关部门集中力量支持北大的这一项目。北大方正发展过程中的每个关键时刻，我们都能感受到党的正确方针的重要作用。
1979—1984年期间，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比较注重写论文，提职称也主要看论文，一些人不愿意从事艰苦甚至繁琐的工程项目，这种风气当时对北大负责的激光照排项目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我们坚信，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实际生产力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因此顶住了压力。1984年党中央提出了“科学技术要为国民经济服务”，这一方针和相应的措施很快使风气改变，对项目第一线上艰苦奋斗的科技人员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又制定政策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批采用新机制、充满活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关村一条街上，随即北京新技术试验开发区成立。在这种环境下，诞生了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北大方正前身），实现了照排系统从科研开发到生产、销售、培训、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大大缩短了科研成果商品化的进程，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业“告别铅与火”的一场技术革命。
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平同志指示，可以进行试验。深圳
二十多年前，我是处在创造高峰、并工作在第一线的小人物，幸运的是遇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好时代。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幸运。最近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产业化，从而给了年轻人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我相信，在党的十五大关于发展高技术、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地位的战略决策指引下，广大科技人员在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选教授的十个梦想
“我的一生有１０个梦想，５个成为现实，另外５个需要我与年轻人共同实现。”２００１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选院士在３月１９日接受母校北大５００万元的奖励后，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再一次开始了新的征程。王选教授长期致力于文字、图形和图像的计算机处理研究，应用自己的发明成果开发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并形成产业，取代了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推动了中国报业和出版业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他的１０个梦想都与自己为之奋斗数十载的事业息息相关。前５个——“发展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发展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告别报纸传真机；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发展新闻采编和资料检索系统，告别纸和笔；开拓海外华文报业市场”——已经梦想成真，产品在市场上取得了很高的占有率。后５个——“发展激光直接制版，告别软片；开拓日本日文出版系统市场；出版系统的栅格图像处理器进军欧美西文市场；进军广电业；从地图出版系统着手，进入地理信息系统”——正在努力变为现实。
“这１０个梦想中，只有第一个梦想，即激光照排系统是我具体主持的：负责总体设计，提出正确的技术途径，解决主要技术难关，在第一线干活也比其他同志更多；而其他９个梦想，我只是提出大的发展方向、指定负责人、物色优秀的技术骨干，并未参与解决技术问题。”
今年６５岁的王选教授如同老骥伏枥，壮志不已。“现在我最大的心愿是把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打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我们正在为此而努力奋斗，方正日文和韩文出版系统已开始进入日本、韩国市场，方正在日本已有２０多家报社用户。”
站在北大的领奖台上，面对国家和北大奖励自己的两个５００万元，王选依旧是那样谦虚：“平心而论，我的个人成就远不如同时获奖的黄昆先生，我之所以能够获奖，是因为我领导的团队在报业和印刷业的技术革命中作出了贡献。”
相对于丰厚的物质奖励，王选教授更看重自己的精神财富。他在领奖台上的另一番话，让在场的人再一次体会到了“品德”的重量。
他说：“小学５年级获得的品德优秀生奖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获奖，也是永生难忘的一个奖励，我由此懂得了团队精神和人品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他强调说：“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做个好人。认识自己的不足，懂得要依靠团队，千方百计地为优秀的年轻人创造条件，使他们脱颖而出，是我能够获得最高科技奖的原因之一。”
王选：年轻人认准目标就要狂热追求
《中国青年》专访王选：年轻人认准目标，就要狂热追求
王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他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当代毕升”；作为青年才俊的导师，他爱才护才，有口皆碑。当我问他：作为科技带头人，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说：狂热地追求，看准了目标，永不回头。
能为别人活着，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记者：2002年3月，为表彰您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北京
王选：那一次获奖，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那一年，我10岁。一天，老师宣布要进行一项跟以往不同的评选活动，说要选出一名品德好、大家喜欢的同学，我以压倒多数的票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一荣誉是非正式的，我也从未告诉过父亲母亲自己获得了这个奖。50多年后，再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一荣誉对我的一生有多么重要。经验告诉我：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他首先要做个好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做不到的。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不过，我以为，这个标准还可以再降低一点，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的就是好人。
我常想，一个人，一个好人，他活着，如果能够为社会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他的一生才是有趣味的一生。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人只有为别人活着，那才是有价值的。我赞同他的话。但凡有成就的人，大多具备这种品质。他们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活得有价值，始终不渝，狂热地去追求。
记者：从什么时候起，您开始了这种狂热的追求？
王选：从从事软硬件研究，从研制激光照排项目起，就开始了这种追求。为了激光照排，它的价值、它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印刷业的这种根本性的革命所带来的前景，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今天谈起北大方正，人们会说“既有名，又有利”。但，人们不大了解当时是何等的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身心极为紧张劳累，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举个例子，1987年至1992年间，每到一处，我首先要看街上的报纸，看那些用了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漂亮的版面，这种乐趣是难以形容的。
1990年11月，我获得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李远哲与李瑞环同志一同为我们发奖。我问李远哲：你有没有想到能获得诺贝尔奖？李远哲说：“从未想到过。”甚至，他的同事跟他母亲说他能获奖，他都觉得那是胡说八道。获奖那天，他正在作学术报告，他作学术报告的时候，新闻里播出了他获奖的消息。作完报告后，人们纷纷上前向他表示祝贺，这时的他还以为是报告作得好的缘故呢。
我想，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决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们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
记者：对于名和利，您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您说：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您说您做不到上士，因为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决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王选：我想，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脱离社会、脱离企业、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了，所以，不可能像钱钟书那样淡泊名利。那一年，英国女王来中国访问，请钱先生出席宴会。钱先生不去。他的理由是“我和她不是一路人”。而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工作跟一个企业有关，企业里出了一位院士，获得了一个最高奖，对企业的诚信来说是有益处的。因此，我做不到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忘名的地步。
一个人，应该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
记者：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您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当代毕升”；十几年来，您频频获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陈嘉庚技术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香港
王选：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自信是什么？是相信自己。回想近30年的艰苦历程，我们是始终在与困难作斗争中发展的，用一句话说就是九死一生。但，方正电脑还是在1995年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建立起了自己先进的管理系统，再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成为了PC厂商的老二。为什么？因为我们自信。什么是自负？自负是不顾实际，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执著是认准目标之后，不懈地去努力，狂热地去追求，但不能僵化，要不断地发展以适应新的变化。这又让我想起1974年国家计委支持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中有一位老师是技术负责人，他的决心很大，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说：我做不完，我儿子做，我儿子做不完，我孙子做。我一听，心想：完了，等您儿子、孙子做出来，早不合世界科技发展的需求了，早过时了，后来这一项目夭折了。所以说，要执著，但不能僵化。
一个成功的人，他还要具有卓尔不群的洞察力和远见。在科学界，曾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所谓指兔子的人、打兔子的人、捡兔子的人。指兔子的人就是指明科研方向的人，打兔子的人就是进行科技攻关的人，捡兔子的人就是让技术在市场上能够产生效益的人。因此，对于一个科研岗位上的领导者来说，他应该具有这种指兔子和打兔子的能力。
一个成功的人，他更要具备团结人的能力
记者：这些年来，您一直在强调团结合作问题。您曾经说过：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年轻人，但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您提出疑问：中国人难道只能由外国老板指挥？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
王选：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大一样了。十年前，美国华人中曾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来形容一些中国人的作派。“下围棋”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的胜利可以牺牲局部棋子。日本的公司或个人在对外时常常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劲头，甚至他们去海外旅游也要找日本人开的旅馆去住，尽管有时更贵、交通更不便。“打桥牌”的风格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进行激烈竞争。“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这种作派显然是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出不了成绩，也不让别人出成绩，更是严重影响发展。
拿计算机软件设计这个行当来说，绝大多数好的软件都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作出创造性贡献的最主要的研制者也常常不只是一个，单枪匹马很难有大作为。近20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学术或技术方面才华出众者并不少见，但全面能力或其他素质方面的一些弱点却或多或少地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戈尔曼等一些著名心理学家指出，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智商概念，因为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能有所成就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占20％，而其余80％的因素中，宽厚、自信、坚毅等作用不可低估。心理学家们把后者称为“情绪商”。他们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他们认为：美国贝尔实验室取得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该实验室科学家们的智商高，而是这些一流学者之间的友好、愉快和有效的合作，换句话说，他们的“情绪商”超过常人。我们应该提倡团队精神，因为，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善于合作的科学家取得大成就的机会更大。
记者：在谈到团队精神时，心理学家荣格列出这样一个公式：I + We = Fully I，这与您提出的“善于看到他人之长是团队精神的基础”有些类似的地方。
王选：是啊。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的一位学生。大家公认他能力出众，干活麻利而可靠，但“情绪商”差，任性自傲，与合作者常搞不好关系。后来他到了一家公司主持开发软件，当他发现下级编的程序有错误并指出后，下级改正了他指出的错，却又故意制造了另一个错。为什么？因为他与同事关系不好的缘故。该软件后来很快就在市场上消失了。
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成绩一般，智商并不突出，但“情绪商”很好，他大度、坦诚、待人友爱。大一时，我睡在他上铺，半夜解手儿时我常常迷迷糊糊地踩在他的头上，他总是一笑了之。在核武器领域，他奋斗了40余年，年过花甲之时，当上了工程院院士。
讲到团队精神，我最敬重的一个人是“两弹元勋”邓稼先。杨振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邓稼先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我和邓稼先并不认识，但我很佩服他。他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自己才华横溢，而且能够让手下比他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
为年轻人成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英雄”创造条件
记者：1993年，您退出了科研第一线，这一年您56岁。按照通常的观念，这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什么，您却决定了退出？
王选：1993年2月，我离开了真正设计工作的第一线，到今年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离开了第一线，但却一直没有脱离科研工作。让我作出这种选择的是1993年春节里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年春节，像往年的春节一样，我在家里闭门搞设计。两个星期后设计完成。恰巧我的学生刘志红过完春节回来。他看了以后对我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学生的一句话，意味着我两个星期的研究成果成了笨拙设计。他的提醒，还让我想起两年前的另一件事儿，也是刘志红。1991年初，方正91设计即将上市，我忽然发现自己设计的芯片在处理图形时有漏洞。一时又想不出解决办法，便把这一问题告诉了RIP组的三个年轻人。当时并没有指望他们能想出对策，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一芯片的设计工作。不料几天后，刘志红想出了一个妙招，回避了这一失误。
这两件事促使我认真地反省自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两次创造高峰是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那一年我27岁）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那一年我38岁），那时的我是无名小卒。在工作中我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但实际上对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而我自己，这些年，也似乎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里的所谓“权威”。但我心里清楚：我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已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也不如年轻人丰富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如果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我的创造高峰已过。我应该做我现在能够做的事，帮助那些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他们需要我的支持。
记者：谈到有才华的人。您的秘书丛中笑女士在我一进门的时候就对我说：可以和王选老师谈谈关于年轻人、关于人才方面的事儿，他一定会很高兴，因为那些都是他的“宝贝”。那么，就请您谈谈这些“宝贝”吧。
王选：（笑）方正每招一届员工，我就让人事部门整理一本花名册，一有空，我就到这些员工所在的部门去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不久我就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我有一个笔记本，是专门用来记录与员工们的谈话的，那确实是我的一件“宝贝”。
我可以跟你说说我们方正的年轻人。一个是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的汤帜。那一天，他是陪着同学到我家来咨询考研，我却录取了他。汤帜的数学成绩很好，程序设计得过奖。在做我的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发现他特别着迷于技术，一个问题想不出来，会一想再想，直至找到答案；他的程序设计也很少出错。现在，由他做技术主导、由周劲负责市场开发的eBook ，再加上在技术上也是尖子的技术开发主管张力，这个项目现在做得很好。计算机软件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技术第一线的人太苦太累，而汤帜一干就是16年。这样的人才，我们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记者：人才有了，为他们创造条件，留住他们，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展现自己，就是摆在方正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王选：是啊。有些单位曾经想挖我们的人才，给的薪水也比方正的高，但，他们没有走。他们觉得在方正这样的一个团队里能更好地发挥自己。
记者：靠什么，方正有了这样的吸引力？
王选：为他们创造平等、和谐、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好环境。李远哲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美国体会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学生可以反对老师。钱学森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学术权威，有一次，钱学森跟他争得面红耳赤，导师非常生气，但稍后想想钱学森是对的，第二天便爬上三楼给钱学森赔礼。在方正，我们提倡这种平等，这是一个和谐环境不可缺少的氛围。
至于当代的年轻人才，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对于生活待遇有一定要求，但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对金钱又不是无止境追求，即所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过低的收入，没有安身的住房，也很难让年轻人去“献身”，因此，“没有金钱又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依靠知识和创新成为百万富翁，成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英雄”。（高晓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