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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铸师魂

作者(来源):[暂无]    发布时间:2017-10-12

任重道远铸师魂

黄玉峰

1946年生于浙江绍兴。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上海语文学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复旦大学书画篆刻研究会理事,上海语言工作协会理事。

 

任重道远铸师魂

在“黄玉峰语文教育”研讨会上,我一再强调,我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第一线语文教师,如果说稍有与众不同,那就是,我已经在三尺讲台站了四十五年,至今还站着,并且希望继续站下去。

                                   

     说起我的语文教学改革,可以追溯到四十年前。

     文革初,我是那么单纯、狂热,我可以为了领袖的一句话去献身。果然,后来我因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写错字而被拘留,但崇拜领袖、改造自我的欲望却丝毫未改变。在狱中,我要求读《毛选》四卷,他们不给,我便绝食!绝食了一百个小时,他们同意了。从此我被单独关押在2.5平方的牢房里,整整两年,我趁早贪黑,把“毛选”读了一遍又一遍,很多篇章几乎到了能背出的地步——读的结果,使我渐渐有了独立的思考。我不再迷信谁了。因此,当标准化试题被引入高考试卷时,我便怀疑;当我的答案与标准答案很不一致时,我更怀疑了。我怀疑这“劳什子”是否真是“语文本身”,我怀疑这样的教学,是不是能把学生培养成“人”。

     于是乎,我的语文教育改革开始萌动,我把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自己阅读放在首位——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改革。我默默地同时又是顽强地摸索着,实践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标准化试题愈演愈烈,似是而非没完没了的分析,令人越读越糊涂。我的反感与日俱增。我凭自己阅读和写作的经历觉得这样的教学不符合语文学习的规律,我觉得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写了一篇《还我琅琅书声》七千字长文,提出“读书人要读书”的口号,我在文中写道:“这就好比吃饭,整整十二年,可怜我们的孩子天天在分析如何‘吃’,分析‘饭’里有什么成分,可就是没有真正地吃上几口,无怪乎到头来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在文中,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学生不读书,教师多演戏,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

    上海市第一批特级教师之一卢元先生赞成我的想法,代我把文章寄给了刘国正老师,希望在《中学语文教学》上发表。一个多月后,刘老师来信对我大加勉励,还亲自写了“大音希声”四字条幅送给我。可是他说此文批评太尖锐,“暂不能发”。

199212月,《语文学习》收容了她,我终于喊出了教学改革微弱的第一声!

 

                                

   不久,我又在师大学报发表了《背诵记忆问题再认识》,再次呼吁语文教学的本,在读书,语文教学必须归真返朴。此文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我知道,我的喊声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注意,我只能从自己做起。

   语文的改革,首先是教材。一旦挣脱了思想束缚,打开了眼界,便会发现古今中外好的作品实在太多了。课本的养料是远远不能满足学生需求的,我删掉了很多“庸文”、“照顾文”,增加了大量新篇目,文史哲的,科技的,凡有利于“读书做人”的都在被选之列。《论语》《孟子》《庄子》、房龙的《人类的故事》、麦基的《思想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甚至刚发表的报刊文章,都进入我们的课堂。我们还自编教材,自开篇目书目。

    生活的外延有多大,语文教学的外延也应有多大。我给自己提出了“大语文”的概念。凡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提高的,我都尝试着去做。听讲座、泡图书馆、看展览、赏文物、任记者、编刊物、做讲演、出专刊、练书法、学篆刻、看戏剧、演小品、逛书市、游天下,凡我能做到的,都尽可能去做。语文的课堂是那么广阔,四十五分钟和几本薄薄的教科书怎能捆住我们的手脚!从1997年开始,我们班级编的《读书做人》班刊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聊以自慰的是,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同学们渐渐有了独立精神,有了责任感,有了语言表达的自信心。他们终于挣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视野被打开,积累丰厚起来。

《新民晚报》记者前来采访,写了题为“柳荫勤读出人才”的整版报道,《中国青年报》记者来蹲点,用整版篇幅加以报道,称我为“语文教学的叛徒”。报道再次呼吁语文教学要返璞归真。然而,人微言轻,我的做法和想法仍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肯定和响应。

                             


    1999年,第七届全国中语会在天津召开。我应邀出席。会上,发言人对语文教学现状一片赞扬声。我感到无法忍受,两次递条子,要求说话,均被拒绝,在会议结束前,我终于跳上讲台,拿过话筒,一口气讲了五分钟,针对“歌德派”,指出当前语文教育的严重问题。人们纷纷议论:

“这个人是谁?这么冲!”

“就是那个‘语文教学的叛徒’。”

“他几岁了?”

“听说已经五十四岁了!”

“哦,是个五四青年!”

“五四青年”的绰号就这样传开了。

   

    我的“五四青年”的脾气,还表现在对高考制度的抨击。和科举制度一样,高考制度本身没大错,错的是命题的方式和内容以及批改的陈规和水平。90年代初,我在《文汇报》撰文,提出改造语文高考指挥棒的具体设想,即考查“三个多少两个怎样”(“背了多少,读了多少,理解多少,文章写得怎么样,字写得怎么样”)。去年我重提旧事,又加了一个多少,即“识了多少”。

 

   当时我已是阅卷中心组成员,作文组的大组长。我在上海市高考阅卷处据理力争,每到阅卷,总不可避免一场激烈的争吵。

 

   有一年的小作文是,要求对冰心的诗——“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天地就小了”——发表看法。出题组规定学生写的文章必须要批评“孤芳自赏”。凡是肯定孤芳自赏,认为洁身自好总比同流合污好的,写得再好,“最多得及格分”。

   连作文都有标准答案,连“立意”都被框死,那么阅读题就更不用说了!就这样,阅卷处是年年争吵!与阅卷人争,与出题人吵。我成了麻烦人物。1998年,我终于被赶出“阅卷组”,结束了八年的“阅卷官”生涯。

 

    在这期间,我写了很多揭露出题阅卷弊病的文章,但大多数被枪斃。比如19977月,我给《新民晚报》写了一整版的《语文教育的警钟应该敲响了》。小样已排出,定于27日专栏刊出。但终于还是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出去进行文化学旅,是我的大语文重要内容。每到寒暑假、节假日,只要有时间,我就有意识有计划地带学生到历史文化比较厚重的地方去,足迹遍布附近乃至较远的省份,我们追寻古人的足迹,亲身体验历史的现场感。每次外出,都作充分的准备,一路走,一路交流,走古道,抄楹联,读碑文,查史实,写诗文。我们还把学者教授请进课堂,引进时代活水,与大学接轨,与学术界建立联系。经过学术的洗礼,同学们站得更高了。不仅眼界开阔了,更渐渐有了社会责任感。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有的同学还会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写出有一定质量的研究性文章。

 

                                 

    研究性学习的本质,与精读博览一样,必须以学生为主,符合学生的实际。它能进一步培养学生捕捉信息、筛选信息、整合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把读写结合起来。有了大量阅读为基础,研究性学习便不是高不可攀的。高二下学期,当同学们纷纷把上万字的论文交到我手中时,我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

   在有来自北京、江苏、浙江的十五位专家教授任评委的我班学生二十几篇论文答辩会上,陈尚君、王德峰等教授们对学生的成绩赞不绝口。钱理群先生回到北京后,写信给我说:“这是一次全新的教学体验:这些年,我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但参加中学生的论文答辩,却是第一次,而且像这次这样竟然引发了我长久的思考,更是不多见。你的学生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特别是他们的某些论文中表现出来的对语言的美的敏感与感悟能力,是让我吃了一惊的。”

   同年,国家教育部基教司朱慕菊先生到上海召开关于研究性学习的讨论会,当时的教委副主任张民生老师要我和学生介绍研究性学习。我的学生们在会上侃侃而谈,赢得一致好评。

 

                               


2004年,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在华师大二附中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十他理论”:

 

1.“教”他。教师应该以“教”为主。“教书教书,教是最重要的。”传承性学习比互动性学习、创造性学习更重要。充分利用45分钟,是教师的首要任务。“满堂灌”“一讲到底”并不错,关键是“灌”的东西是不是有营养,“教什么”比“怎么教”更重要,正如吃什么比怎么吃更要紧。培根说: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2.“导”他。课上教的永远是有限的,必须想办法引导学生自己去学。这时教师只是一个组织者、一个后勤员,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平台。教师再稍作启发引导,就可以开辟出课堂外的另一番天地了。

 

3.“激”他。学生就像一座燃料库,潜力无穷,却无从喷发。教师手里应有一颗火种,想方设法去点燃学生的激情,刺激他们的求知欲。拿上课来说,不讲则已,讲则非让他们感动,使之心驰神往。课一定要上得有高潮、有华彩,使他们觉得“原来读书是这样的美好”。

 

4.“带”他。带他们到文化现场去,呼吸文化,触摸历史。享受“从游之乐”,走一遍大师走过的路,喝一口他们喝过的水,看一看那些流传千古的文字诞生的地方。

 

此外,还有“哄”他,提高他们的兴趣;“放”他,放手让他自己寻觅;“逼”他,给他施加一点压力;“管”他,建立起一套学习制度来保障,限时限量地完成;“托”他,帮他修改文章,帮他们联系报纸杂志发表,鼓励他们到外面去参加各种语文活动;“伙”他,“伙同”他们一起做。“教学相长”,共同成长。

 

                             


     教师最大的能耐,还是在课堂上。几十年来,我曾经上过很多成功的课,如《世间最美的坟墓》《药》《老王》《边城》《秋水》《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阿房宫赋》等等。最近,我上了两堂自认为很成功的课,一堂是冯友兰的《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一堂是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前者被认为是很难上好的课,我通过层层推进,深挖,指出冯友兰先生本人的内心的真实,最后得出我们要做个怎样的知识分子的结论。听课的孙绍振老师对这堂课作了四个字的评语:“出神入化”。步根海老师说这才是高水平有深度的课,抓住了要害。《故都的秋》似乎是已经被研究得很透的课文,大致有“悲秋说”“颂秋说”“折中说”“秋文化说”“爱国说”,而我通过对郁达夫其人和全文的深入全面研究,把它定格为“一个颓废的江南才子在北国悠闲度假时写的急就章”,我认为这才是这篇文章的真实。正如郁达夫自己说的,他的“急就章”没有好文章。这篇文章并不值得怎样深挖,它不过是一篇应付编辑催稿的文章。于是我的教学目标也就定位在学习“急就章的创作方法”上,并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主张在阅读分析时要坚持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道听途说,不能老生常谈。

 

    多年以来,我还利用电视媒体,不断讲述我的教学理念。除此之外还亲自在电视台制作了《诗情画意》《说科举》《说李白》《说苏轼》《说杜甫》《汉字趣谈》等专题。我希望以此造成影响,打破一种答案一统天下的局面。

   我讲“李白”,旨在还历史以真面目,竟引得报上舆论哗然,说我“恶搞”、“颠覆”。我深深感到,“标准答案”的影响之深。

   我还发表了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对于鲁迅,我的思想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转变。这也是我教育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反映出我思想的变迁。当年在上《友邦惊诧论》《文学与出汗》《记念刘和珍君》时,我是多么满怀激情地赞美鲁迅。鲁迅诞生110周年时,我曾在全校作“伟大而痛苦的灵魂”的报告。然而,随着我阅历加深,读书渐多,思考深入,我开始怀疑,对鲁迅再也不迷信了。我在《文学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鲁迅与他的命中贵人蔡元培》等研究文章。这是我教育生涯的延伸。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应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邀请,2009年春,我在复旦大学作了“人是怎么不见的”报告,在报告中我指出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只教文,不教人,只看重分数,不看重人的成长。具体地说就是有五条绳索阻碍着学生健康发展,那就是:“功利主义”“专制主义”“科学主义”“训练主义”“技术主义”。在报告中,我强调改革的瓶颈在于高考指挥棒的改革和教师素质的提高。我的报告和建议得到了广泛关注,被很多报刊、网站转载。不久,我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回顾我四十多年教学实践的专著《教学生活得像个人》。此书名有两解:一是“教学生,活得像个人”;二是“教学生活,得像个人”。去年年底,在南京举行的苏浙沪语文高层论坛上,我又提出了要教“真语文”的概念,反对假语文、非语文、反语文。这是我在“大语文”教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我的核心观点是,重视文本积累还是重视标准答案,是重视自己的见解还是放弃自己的思考,是区别真语文还是假语文的一个分水岭。

 

                                    

    多年来,除了在第一线任教,我还带了几十位青年教师。这些教师中已经有几位成长为特级教师,这使我感到欣慰。我的课,随时对年轻教师开放,我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教学中得到一点启迪,或是经验,或是教训,我愿意做梯子,让他们快快攀登,我愿意做春泥,助他们快快成长。中国,太需要有独立思想,有事业心,有献身精神的教师了。如今我又在带两个市里和区里的年轻教师团队,我希望更多的青年教师超越我,成为教学骨干!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人生苦短,能做好一两件事,已经是很幸福的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第一线做几年。我知道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而教育改革任重道远。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我深信,只要认准方向,共同努力,教育的春天是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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